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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汉武时代的得与失（第2页）

其四，汉朝自立国后，一直对匈奴采取妥协、退让的“和亲”政策，导致匈奴越发猖獗，连年入寇，烧杀抢掠，严重威胁汉朝的国防安全；同时，许多四夷小国名为臣藩，实则阳奉阴违、各自独立，且经常相互攻伐，令汉朝中央权威受损，四方边境不宁。

这四者，前三是内忧，最后是外患，而无一不是时代交给汉武帝的课题和历史赋予他的使命。对此，武帝有着清醒的认知，所以才会对卫青说那段话：“汉家庶事草创，加四夷侵陵中国，朕不变更制度，后世无法；不出师征伐，天下不安。”（《资治通鉴·汉纪十四》）

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自觉和强烈的使命感，才有了一个恢宏壮阔、狂飙突进的“汉武帝时代”。

汉武帝一登基，就开启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，致力于对国家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思想进行彻底变革；虽然遭到窦太后阻挠而一度受挫，但最终还是以董仲舒提出的“天人三策”为基本蓝图，确立了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治国思想（严格讲应该是“尊奉儒术，悉延百家”）。同时，汉武帝又开创性地建立了“

外儒内法”“霸王道杂之”的“汉家制度”，即儒家的“德治仁政”与法家的“严刑峻法”杂糅互补。这样一种颇具创造性的治国之道，在实践中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，从此被历朝历代统治者继承，成为古代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政治传统。

此后，汉武帝又为各个学派、不同阶层的人才打开了仕途的大门，唯才是举，选贤任能。他还以雷霆万钧之势对帝国的各种顽症痼疾开刀：对内，以“推恩令”分化、削弱诸侯，以“迁徙令”打击豪强游侠，任用酷吏整治不法权贵和既得利益阶层；对外，破格提拔任用卫青、霍去病等不世出的将才，对匈奴展开全面反击，取得了“封狼居胥”等一系列辉煌战果，重创匈奴，迫使其远遁漠北，一度销声匿迹。

与此同时，汉武帝又以超越前人的远大目光和开拓精神，派遣张骞出使西域，对那片遥远而陌生的土地进行探险，逐步与西域诸国建立外交关系，缔结战略同盟，做出了“凿空西域”、开辟丝绸之路的历史性贡献，从而开阔了中国人的国际视野，扩大了汉朝在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，并对世界交通史、贸易史和文化交流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汉武帝的开疆拓土是朝各个方向展开的。在北伐匈奴、经略西域外，又南平两越、东定朝鲜、打通西南，继而设置郡县，先后将河套平原、

河西走廊、岭南、闽越、东北、西南等地纳入中央直接管辖，使其中大部分地区成为中国的永久性领土，从而极大地拓展并基本奠定了古代中国的疆域和版图。

而当连年用兵、征伐四夷导致国库空虚、用度匮乏时，汉武帝又及时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和财政政策，如货币改革、盐铁官营、“算缗告缗”、平准均输等，有效缓解了国家的财政危机，保障了既定国策的持续推行。这些经济和财政政策，也多被后世所继承。

通过上述一系列“外攘夷狄，内修法度”（司马迁语）的重大举措，汉武帝成功地巩固了中央集权，也强化了皇权和国家的统治力，解决了困扰汉朝多年的边患，并扩张了领土和势力范围，提升了汉朝的国际影响力。

所有这些，都可谓“大有为”之政，其中相当一部分足以称得上是划时代的、开创性的历史贡献。这些决策不仅消除了当时的各种积弊和隐患，完成了时代交给他的课题，而且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许多根本性的影响，没有愧对上天交给他的历史使命。

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汉武帝的确当得起“雄才大略”、“冠于百王”（东汉应劭语）、“功越百王”（三国曹植语）等历史评价。总而言之，汉武帝既拥有高屋建瓴、总揽全局的政治智慧，又拥有雷厉风行、乾纲独断的魄力和手腕，还有慧眼如炬、知人善任

的领袖才干，所以才能缔造出震古烁今、彪炳史册的文治武功。

然而，世间万事总是利弊相生的，有阳光的地方一定有阴影，给一个系统“做功”必然会给另一个系统制造“熵增”。

汉武帝为了完成属于他的“大考”，所付出的代价和产生的副作用，几乎和他创造的历史功绩一样巨大，影响同样深远。

汉武帝把儒学定于一尊，确立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思想，在当时肯定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，其益处和正面作用参见前文，此不赘述。而其弊端，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：首先，汉武帝尊奉的儒学，经过了董仲舒的改造，其中大量掺杂了先秦各家尤其是法家思想，鼓吹君权至上，强化等级尊卑，背离了先秦儒学“民贵君轻”“从道不从君”的民本思想和人格独立精神。其次，儒学的“法家化”进一步发展，就成了“外儒内法”“霸王道杂之”的汉家制度，这就为汉武帝中年以后施行酷吏统治和严刑峻法铺平了道路，也为此后两千余年的皇权专制奠定了根基。最后，不论汉武帝尊奉的是儒学还是别的什么学，只要定其为一尊，就必然会禁锢学术自由，妨碍思想的多元化，扼杀士人的独立思考能力，最终形成“万马齐喑”的文化专制，严重制约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想创造、学术创新和文明进步。

再来看汉武帝打击豪强和游侠。

其利是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土地兼并与贫富悬殊现象，阻止了基层政权的黑帮化，保护了弱势群体的利益，强化了国家的统治力，维护了正常的法律和社会秩序。而其弊端则在于，国家能力的过度膨胀，必然导致“社会自治”的严重萎缩乃至彻底消亡。事实上，一定程度的社会自治对国家是必要且有益的，是对公权力的合理补充；它可以在政府“不在场”或管理失效的时候发挥作用，实现自我调节，保护民众的合法权益。中国自春秋战国以降，便形成了相当程度的社会自治，出现了“游侠”这一民间自组织力量，却在实行中央集权的秦朝一度遭到严重破坏，至汉武帝二度打击后就基本消亡了。标志事件是“郭解之死”。典型表现则是自此之后，以墨家为代表的游侠组织便不复存在，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
汉武帝为了挽救国家财政，在经济上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和国有垄断政策，固然一时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，代价却是沉重打击了民间经济。表面上，汉武帝并未给百姓增加赋税，事实上却是一方面通过“官营企业”与民争利，另一方面通过税收政策对社会各阶层进行“财富洗劫”。其实质，就是国家对民间社会的过度汲取，结果必然导致国富民穷、国强民弱的局面。武帝末年大面积爆发的民间起义，其主要根源之一正是

在此。

而汉武帝的一系列经济和财政政策，在被后世统治者不同程度地继承后，历代朝廷对民间的榨取能力就一直很强大。往往只在朝代初年为了医治战争创伤，不得不有所收敛，此后必定朝着过度强化的趋势发展，最终使民间不堪忍受，揭竿而起；于是王朝崩溃，一切推倒重来。从经济史的角度看，这未尝不是中国历代王朝总是无法逃脱“治乱循环”的主要原因之一。汉武帝若非晚年及时悔过并改弦易辙，汉朝恐怕就要在他这一代终结了。

汉武一朝的对外扩张，赞同者誉之为“雄才大略”“开疆拓土”“威震百蛮”，反对者批评他“好大喜功”“穷兵黩武”“劳民伤财”。这取决于论史者的立场和观察角度的不同，无所谓谁对谁错。或者说，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，它们同时存在，都是事实。从大历史、国家民族主义、英雄史观的角度出发，看见的往往是正面；而从当时的百姓、人文人本主义、平民史观的角度出发，看见的很可能是反面。

在此，我们或许只能对前者（国家本位者）说，任何共同体，不论是国家的、民族的、文化的，其存在的前提，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；而其存在的意义，也是为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。所以，为了共同体的利益，有时候或许要牺牲个体的利益乃至生命——但这只是迫不得已，绝非天

经地义。永远要记住：具体的个人一旦被消解，任何抽象而高蹈的宏大叙事都是可疑的；离开了个体，任何共同体都将是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。

同时，我们也要对后者（个人本位者）说，我们今天读历史，当然大可不必为尊者讳，更不必为“肉食者”唱赞歌；但在坚持个人本位和平民史观的同时，却不能失去家国情怀。毕竟，任何个人都不可能超然于共同体之外。更何况，这个世界其实从古至今一直是“战国”——从国际战略的角度讲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始终是这个世界亘古不变的底色。所以，没有共同体的强大与兴盛，个人的安全与幸福也终究是没有保障的。

有关汉武帝功过得失的争议，主要集中在上述几方面。至于他中晚年时期的许多作为，如任用酷吏、滥杀大臣、迷信神仙、大兴土木、巡游无度、逼杀太子等，在历史上几乎遭到了清一色的批判，可谓恶评汹汹，不绝于耳。

当然，他在生命最后几年中的悔过表现和政策转向，还是得到了多数后人的同情、谅解和肯定。

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。我们说过，有阳光的地方就有阴影，“做功”的同时一定在制造“熵增”。

可即便有阴影，人总还是要心向光明，朝着有阳光的地方走去；即便宇宙终必死于“热寂”，人类依旧要顽强地在混沌中寻找出路，从无序中创造有序

。

汉武帝的一生所为，不外乎如此；而我们每个人的一生，乃至整个人类历史，不也都是在同样的困境中做着同样的努力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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