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问题在于,这么大的“流动性”,该如何注入市场呢?
很简单,卖给有钱人。
哪些有钱人?
帝国的王侯,以及众多的皇亲国戚——简言之,就是富得流油的权贵们。
朝廷规定,每逢这些权贵到长安朝觐、参加大典、进献贡品之际,必须事先花四十万钱购买一张皮币,才有资格参与上述活动。如此一来,皮币就能通过这些权贵之手,渐渐流通到市场上去,而无数的铜钱则哗啦啦流进了国库。
除了白鹿币,此次货币改革,朝廷还推出了一套“白金币”。古代称白银为“白金”,所以白金币的主体材料就是白银。当然不是纯银,而是掺杂了一定数量的锡。准确地说,“白金币”就是一种合金硬币。当时,皇家事务管理机构“少府”(相当于刘彻自己的小金库)之中,存有大量银和锡,足以批量制造“白金币”。
“白金币”有三种面额:最大的呈圆形,上面铸造龙的图案,价值三千钱;其次呈方形,图案为马,价值五百钱;最小的呈椭圆形,图案为龟,价值三百钱。
就这样,从超大面额的“白鹿币”,到大面额及中等面额的
“白金币”,再到小面额的“五铢钱”,一整套崭新的货币体系就建立起来了。
朝廷收回铸币权并发行新货币,必然触动无数既得利益者的奶酪。
尽管朝廷三令五申,严禁民间私铸各种类型的货币,可依然有无数的商人与政府官员内外勾结,冒着杀头的危险拼命盗铸货币。《史记·平准书》就说:“吏民之盗铸‘白金’者不可胜数。”《资治通鉴》也称:“民多盗铸钱(‘五铢钱’),楚地尤甚。”
一切正如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中引用的邓宁格的那段名言一样:“资本家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,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。一旦有适当的利润,资本就大胆起来……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,它就铤而走险;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,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;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,它就敢犯任何罪行,甚至冒绞死的危险。”
新货币发行后,一开始还只是掌握权力的官员和握有资本的商人联手盗铸;可很快,无数民众也都卷了进来,“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”(《史记·平准书》),即天下人大都毫无顾虑地私铸金钱。“犯者众,吏不能尽诛取”——参与犯罪的人实在太多了,以致官府杀也杀不完,抓也抓不完。
一件法律禁止的事,如果只有少部分人干,那是一般犯罪活动;倘若无数人都参与了,那就上升到危及社会稳定的政治
高度了。对此,武帝刘彻也很无奈,只能一边按照法令,该抓的抓,该杀的杀;一边又不得不频频发布赦免令,把那些有自首情节或罪行不太严重的人都放了。
当时到底有多少人被赦、多少人被杀,司马迁在《史记·平准书》中给出了三组数据:新货币发行后的五年时间内,因自首而赦免的就有“百余万人”;因情节较轻而赦免的“吏民”,也有“数十万人”;至于没有遇到赦免而被杀的,则“不可胜计”。
朝廷的货币改革政策,除了在民间引发严重犯罪,在朝廷内部也遭遇了不小的阻力。反对派的代表人物,便是当时的大农令——“财政部长”颜异。
这位大农令,据说素有清廉、正直之名,本来武帝刘彻还比较赏识他,可“白鹿币”刚一推出,颜异便提出了反对意见。如果他是站在财政或民生的角度,指出大面额货币的弊端,比如引发通货膨胀之类,那么他的意见还算有建设性。遗憾的是,颜异的反对理由跟他“财政部长”的身份很不相称,一点儿都不专业。他居然是站在权贵的立场发声,认为让王侯们花四十万钱买一张“白鹿币”,这件事不太合适。
武帝刘彻大为不悦。
但颜异毕竟是“财政部长”,他要是阻挠,朝廷的货币改革势必难以顺利进行。
这个时候,就该轮到张汤上场了。
几年前,丞相公孙弘病逝,御史大
夫李蔡进位丞相,张汤进位御史大夫。李蔡上位后没什么政绩,慢慢沦为了挂名丞相;而一向深受武帝倚重的张汤,则成了实质上的丞相。“丞相取充位,天下事皆决于汤。”(《史记·酷吏列传》)此次推行货币改革,张汤自然是深度参与,现在有人阻挠,他肯定要把障碍排除掉。
张汤跟颜异一直以来就有矛盾,这回又有公事上的理由,他当然不会放过颜异。
不过,饶是张汤“办人无数”,这个颜异还是让他有些头疼。因为此人为官清廉,居然查不到任何污点。要是换成别人来办理此案,可能就知难而退了;但张汤之所以是张汤,就在于世上没有他办不下来的案子。
有污点,直接办他;没有污点,制造污点也要办他。
很快,在张汤的授意下,就有人站出来指控颜异了。事情源于一次聚会。某位客人批评朝廷某项法令不太妥当,颜异没有作声,只微微动了一下嘴唇。张汤就死死抓住这个微表情,上奏称:“当异九卿见令不便,不入言而腹诽,论死。”(《史记·平准书》)
颜异身为九卿,觉得朝廷法令不太妥当,却不进言而在肚子里诽谤,论罪当死。
于是,颜异就这样掉了脑袋。
由此可见,在官场上混,不仅要谨言慎行,还要具备超强的微表情控制力——否则就可能像颜异一样,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。
在中国历史上,颜
异可能是第一个因“腹诽”罪名而死的,但绝非最后一个。因为有了这个经典判例,后来的酷吏简单“抄作业”就行了,动辄便能以“思想犯罪”为由大搞政治迫害,随意置人于死地。
颜异之死,对武帝一朝的政坛风气产生了非常坏的影响。司马迁就说:“自是之后,有腹诽之法,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。”(《史记·平准书》)
既然连“腹诽”都能入罪,那满朝文武为了自保,当然都不愿说真话了,只有阿谀谄媚才是最好的生存之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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