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惜的是,张先之词现已不存。
公务闲暇之时,苏轼还游览了孤山上的柏堂及竹阁。正当他们在有美堂中豪饮之时,正好天降暴雨,雨住后,才与陈襄自有美堂乘月夜归。
八月十五,正是钱塘观潮的最佳之际,苏轼自然是不会错过的。
在安济亭上观潮时,苏轼一连写下五首七绝,前三首均无异样,但到了第四首,有句“东海若知明主意,应教斥卤变桑田”(《八月十五看潮五绝》),被变法派指为苏轼借此言弄潮之人贪污官家利物,致使常常有弄潮儿溺水而亡者,所以朝廷就不得不降旨禁止弄潮。
苏轼的话,也被他人理解为指责朝廷好修水利,却不知利少而害多。
在苏轼的心中,吴越王钱镠(音留)是他的偶像,因为吴越王曾经以弓弩射击潮头,与海神恶战,杭州城连年被潮头直打罗刹石,吴越王钱尚父张弓以待潮至,逆潮头而射之,由是潮退。自此以后,潮水便不敢轻易地接近杭州城头。
正当苏轼在安济亭上兴致勃勃地观潮之际,他的老朋友、钱塘县令、周邠的老丈人陈舜俞却独自在垂虹亭赏月。
赏就赏吧,重情重义的老陈当场还作了诗怀念和苏轼一同游玩的时光。
到了杭州以后,苏轼的词作也慢慢多了起来,在观潮时写下了《瑞鹧鸪》,在本月重游风水洞时又写下了《临江仙》,只是,此际苏轼的词都仍旧是停留在写景状物之上,他的“豪放派”词风还远未形成。
大家知道,苏轼的词开豪放一派,被誉为词仙。想必在大多数人看来,这位伟大的词人应该很早就进行词的创作了。
然而事实并非如此,而是在他三十七岁之后才开始学习填词的。
叶嘉莹先生通过研究发现,其实苏轼早期作品中,并没有作词,他最早作词是在抵达杭州任职的熙宁五年(1060)春所写的《南歌子》《行香子》《临江仙》等游山玩水的小令,长调则是熙宁七年(1062)秋所作《沁园春》。
此后,他的词作数量日益增多,风格也逐渐成熟。
因为从苏轼年谱和苏轼词集来看,苏轼是熙宁四年(1071年)通判杭州时开始学习填词。
而且通过苏轼年谱和《东坡乐府笺》,可以发现,第一年,苏轼只写了两首词。看来初学填词的苏轼刚开始填词的时候也还是有些生疏。熙宁六年则写了五首,而在熙宁七年(1062)则写了四十二首,是其一生作词最多的一年。
苏轼在后来在写给堂兄子明的信里回忆说:
“记得应举时,见兄能讴歌,甚妙。弟虽不会,然常令人唱为何词。”
在这封信里,苏轼就自己谈到了他此时还不会作词的情况。
苏轼开始作词时候,也学习与模仿过其他人,比如欧阳修与柳永,但他的词与他们又不同,苏轼词除了写景抒情之外,往往还会富含哲理或是直抒胸臆,最终自成一家。
在苏轼的词中,超旷是其主调,有时也隐隐表现一种失志之悲,有些还涉及儿女之情。他着名的词《水调歌头》具有飘逸高旷之致,但也表现了他内心深处一种入世与出世之间矛盾的悲慨。
叶嘉莹先生总结苏轼词的特点:“苏轼之词,虽以超旷为其主调,然其超旷之内含却并不单纯,其写儿女之情者,是用情而不欲为情所累,故当观其人而能出之处。其写旷逸之怀者,则又未全然忘情于用世之念,故又当观其出中有入之处。至其偶有失之粗豪浅率者,则是高才未免于率易之病,固当分别观之也。”
按照惯例,苏轼近日要到下属各县提点。
当苏轼到达临安县地界时,知县大理寺丞苏舜举远远地在本县界外的太平寺迎接。苏轼与苏舜举本为同年,所以,于公于私都自来相知。
当苏舜举见到长官苏轼,就迫不及待地向苏轼反映了一件闹心之事。事情的起因是苏舜举数日前去州里办事,却被训狐押出。
苏轼忙问其故,舜举说他擘画得户供通家业役钞《规例》一本,非常简练且实用。前日他将去呈本州诸官,都觉得不错。待呈转运副使王廷老时,王廷老不喜,差急足押出城来。
苏轼取其《规例》详看后,觉得委是简便,因问训狐事,苏舜举便说,自来听人说过一个小寓言故事:
燕以日出为旦,日入为夕。蝙蝠以日入为旦,日出为夕。争之不决,诉之凤凰。凤凰是百鸟之王。至路次逢一禽,谓燕曰:不须往诉,凤凰在假。(或云凤凰渴睡,今不记其详)都是训狐权摄。
日后,这也成了《乌台诗案》的一段公案,被指苏轼与苏舜举本意是以话戏笑王廷老等不知是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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